当十多年来宏观调控回眸判断得失以利再战

十多年来宏观调控回眸：判断得失以利再战

十多年来宏观调控回眸：判断得失以利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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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简要内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臻合理。今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继去年决策 ...

简要内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力学模型的准确性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臻合理。今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继去年决策，总的还是“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臻合理。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鉴往而知来，作为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风云变幻的亲历者，经济学界的耆宿沈立人先生对十多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得失的梳理，为完善和改进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背后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方向。

经济运行的宏观回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其运行轨迹明朗耀目。从宏观层面给以回眸，一瞥之间，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运行市场化正是循着此一途径前进，取得了赫赫战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由于难以抵御扩张冲动的干扰，也都难以防治屡戒不止的大起大落和短缺恶果。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就能避免周期性的起伏波动。仅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绵延迄今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所谓结构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箭之遥。

这三次的对策，不同于l988~1991年的“急刹车”，l993~1996年实行“软着陆”，大大减少了治理通胀的代价;但未做到较长时期的安定，类似于l985~1988年，“软着陆”不久又来“硬起飞”。不同于过去，还表现在首次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后的宏观调控，而非完全依赖行政办法，与当代国际通行的方式越来越靠拢，主要杠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严相济。大体上可分四段：1993~1997年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适度双紧;l997~1999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伴和互动;随即是两个政策的双稳健，走向中性;2006年后则如1吨或以上是货币政策从紧而财政政策趋稳。

回瞥之余，深获感受，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等，都无法杜绝或热或冷的震荡，使宏观调控必要而不能或缺。冷热的标志，除增长率外，最显著的是物价，几个百分点的上下大不一样：调控的手段是经济政策，权在国家，着力于财政税收和货币金融，并在不同时空有不同侧重;调控的步骤或徐或疾，主观意愿与客观演进常有参差，决非心想事成。当代走向全球化，经济运行联系国际互动，导致相互博弈，变化更加多端，如一国物价不是孤立的，石油价格的权数越来越大，流动性过剩遍及全球，次级债危机到处见其阴影，大国小国都不能掌握主动。因此，各国的宏观调控有其特色，如一个国家在降息，一个国家在升息，两者有不同策划是可能和合理的。归纳到一点：宏观调控非同小可，对经济运行举足轻重，乃是一项国策，不宜等闲视之;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处于转轨阶段，从理念到应用，不少方面亟待探索，远未臻抵随心所欲的自由王国。 宏观调控实效评估

对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怎样评估和解析，涉及对宏观调控质效的衡掂，朝野各界的尺寸大同小异。总体来说，基本上是肯定并赋以赞扬的。十多年来，GDP增长率从上世纪末的年均9%左右逐步攀高到本世纪的两位数，近几年来更是每年提高0.1个以上的百分点，十分奇妙。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大国中创造了新纪录，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产生越来越不能藐视的影响。

肯定这段成就，不言而喻，不能不归功于此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不难设想，假若没有持之以恒的这样那样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必然会出现另一种形态，或者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甚至不堪收拾;或者是大起之后急剧大落，付出极大的治理成本。

同时也不能回避和讳言，较长时期的经济运行，还有某些不足。而这些都与宏观调控的不够完善和水平不高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并参阅他国经济史，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年度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寻找理念误区，则是曲解“发展是硬道理”，从“能快则快”滑向“越快越好"。

二是投资规模偏大。“投资饥饿症”是一种痼疾，长期以来一直发作，想尽办法都无法治愈。上述增长偏快，GDP挂帅，冲动源力在此，并引发多种症状。本来从量化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最好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才能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各得其所。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六四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如果认为，由于成本驱动等因素，物价水平长期渐升是必然的或难免的，在某种意义上有益无害或利大于弊，那么，应当同时守住警戒线，轻易跨过了会走向另一面。近几年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对此清醒地定在3%~4%之间，该有其制约性和可行性。然而执行结果，也是屡被突破，2007年更从4%~5%升到6%以上，全年平均也从温和的通胀上升到所谓结构性通胀，虽其原因多样，不尽是供求失衡，根子可能是货币信贷的流运性过大，但是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从低收入者到部分中等收入者先后感到压力，理该充分惕视。

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已如上述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判断得失以利再战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俟其成。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诿诸客观，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表述昭昭，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昏昏，一犯再犯，长期有此幽灵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不尽耦合。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责之宏观调控，顿生“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之叹。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和对策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持续努力，又要抓住当前，有一个早起步和高起点。判测当前形势，不能不感到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连续多年在高位运行，物价指数也居高不下，各方面的弦绷得很紧;另一方面，近期发生的严重灾害造成了相当损失，而全球经济在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带动下也显得低迷，出现内外夹攻的趋向。正是由于安中有危，宏观调但是控承担着繁重和迫切的新任务，呼唤着新对策。

今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继去年决策，总的还是“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情况有所变化，在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上要灵活掌握。今年的内外形势，可能导致增长减速，那是好事，不是坏事;与此同时，物价在年初又创新高，趋势严峻。对两者平衡的掌握，强调保速度，某种程度上是沿袭传统观念，以地方政府居多;强调控制物价，以多数群众为主，反映了弱势者的呼声。两者相权，似该以后者尤重，也不会出现滞胀困局。至于有人认为，增速减缓会不会影响就业，那要具体分析：增长率和就业率呈正相关，只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剖开，更在产业结构的选择，如能保证中小企业和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利于积极就业。

归纳到现行对策，既定的货币政策从紧和财政政策稳健是正确的和必要、可行的。对照形势变化，不妨再加某些思考：

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减少预算赤字的前提下，如何调整收支结构，还有一定空间。连年财政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是否已经恢复到合理适度，到达一个新的拐点?如是，那么可以斟酌：能否及时地从量出为入转换为量入为出，进一步改革税制，如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利于中等收入者的成长;并把增收的大部分向社会保障和科技、教育、卫生等支出倾斜，建设部分也向农业和节能减排以及中西部倾斜。

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先后连续出台了一些措施，只是见效有限，物价还在向上浮动，从农产品到能源、生产资料并波及其他大众消费品。运用货币政策，过去主要在总量，现在还要有结构和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物价有其刚性，尤其是成本驱动。所以，稳定物价不可白纸板产量约为1451万吨；除去铜版纸、生活用纸、新闻纸和特种纸的文化纸产量为2831万吨能是回落而只是居高了不下也不再上就行，除同比外还要看环比。这种情况，对高收入者可以承受，对中低收入者都有影响，应当从调节和增加分配收入、扩大和提高社会保障来给以补偿。与此攸关的问题是利息率，现在低于通胀率，虽未引起抢购，却已制约消费，并进一步扩大贫富差别。似乎还是可以适度提高，即使有人(企业)反对，要有全面安排;即使与美国降息有冲突，如果引入了流通，还无碍于大局。

宏观调控的手段，如十七大报告提到，还有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决非多余。今年的预期目标，列出GDP增长8%，虽是多年未成的老一套，能实现当然好;价格涨幅为4.8%左右，难度很大。另有节能减排等指标也是硬性约束，期在必达。寥寥几个指标非同小可，若能实现而不被冲决，应当肯定：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完善了，宏观调控水平有所提高了。全国人民不胜翘首盼望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