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王振的故事一篇文章让你全面了解王振-【xinwen】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幼年时就聪明伶俐，读书用功，求学读书，满腹经纶，却是儒士之流。王振想的就是有了学问，做官发财。王振起初做了九年教官，但他的心思却不在教书上，而且有时议论朝政国事，结果让人告发，被发配到长城一带服劳役。这时期，正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权。燕王即位称帝（史称明成祖）之后，扩大皇宫中的宦官队伍。已经二十多岁的王振，横下一条心，投托于宦官门下，自愿做了阉割手术，进入皇宫当差。王振自愿净身入宫，不是穷迫无奈，而是受荣华富贵欲望，寻求进身阶梯。

明代的开国之君皇帝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他从文臣们口中知道历代宦官干政专权的危害，便为自己开创的大明帝国作长远打算。他立下法令，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文武职衔，官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他命令在宫门前树起铁牌，上刻“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个规定在洪武时期，基本得到执行，没有发生宦官干政的弊端。

明成祖当政的永乐时期，宦官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成祖为燕王时，多次收买建文帝宫中的太监传递朝中情报，后来“靖难之役”爆发，城中一些太监又逃入燕王军中，密报城里的军情虚实。在燕王争取皇权的战争中，他身边的宦官也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

朱棣称帝后，认为太监对他忠诚，视为心腹，先皇寇下的“祖制”便被破坏了。宦官出使外国，到各地征税，担任监军，坐镇边防等，都是从永乐朝开始。宦官不许读书识字的禁令也被突破，被诏令禁止的锦衣卫监狱得到恢复，后来又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宦官统领，专门缉查官民中的谋逆、妖言等活动。

宦官制度有比较明显变化。一方面是设置镇守太监，监视牵制武臣；二方面是宣德四年（1429）特设内书堂，由一些有学问的官员负责教小太监学习文化，形成定制。宦官地位由此而逐渐提高。

对于王振来说自他入宫后，他有文化。相比之下，那些不识字的太监们就逊色多了。入宫不久，王振就被派任教小太监识字读书，成了小太监们的先生。再加王振入宫前见识过官场上的人物事情，头脑灵活，胸有城府，能说会道，善于见机行事能力，这份差事，一直干了二十多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宫内教书先生。

宣宗皇帝的孙贵妃于宣德二年（1427）生下儿子，四个月后，朱祁镇被立为皇太子。孙贵妃诞育有功，进封为皇后。朱祁镇长到该学习文化时，宣宗皇帝看王振一直在宫内教书，办事殷勤，便让他担任东宫局郎，侍奉太子。东宫局郎没有多大权力，教导太子学习是件要尽心尽责的差事。太监们对王振的地位非常羡慕。王振虽说是皇太子的先生，他的身份却是皇家的奴仆，他不像民间私塾和地方官学的先生那样严厉刻板。每日除了识字读书外，讲些民间的故事，陪太子玩乐，很快就相处得亲近起来。皇太子对这位“王先生”很喜欢，由于年龄小，太子对先生既尊敬又有几分害怕。

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于乾清宫，年仅38岁。皇宫中出现一片忙乱和谣言，传说要立襄王朱瞻普为新帝。襄王是仁宗皇帝的第五子，宣宗皇帝的弟弟。在仁宗皇帝的儿子中，襄王以贤德著称。

太皇太后张氏是位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听到谣传后，她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到乾清宫，指着太子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天子。”群臣立刻三呼“万岁”。宫中再也不传此谣言。

只有9岁的皇太子朱祁镇，按照祖制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正统，来年为正统元年，史称英宗。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朱祁镇哭过几阵，没有多么伤心。他还不懂得军国政事是怎么回事，整天只知道贪玩开心。朝中政事由太皇太后处理。太皇太后有理政才能，深得朝臣敬重。大臣们进言张氏垂帘听政，张氏以为不妥，便请三位办事稳重又享有威望的内阁大臣杨荣、杨士奇、杨溥来主持朝政事务。

杨荣（1371—1441）是福建建安人，进士出身，明成祖时为文渊阁大学士，多谋善断，多次随成祖北巡，仁宗和宣宗时在朝辅政。

内阁大臣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曾在湖广各地做过多年塾师，建文帝时被荐入翰林院任编修官，成祖时为左谕德，仁宗时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宣宗朝为辅政大臣。他知人善任，所荐、周忱、况锺等人，皆博学多才，为官清廉。

杨溥（1372—1446）是湖广石首人，进士出身，永乐年间任过皇太子洗马之职，仁宗时任翰林学士，宣宗时任礼部尚书。

“三杨”到英宗时，已都是四朝元老大臣，人们称赞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皆是常人所不能及。《明史》中也赞扬“三杨”是贤相，并说他们能以儒学通达事理，齐心协力，共辅朝纲。这就是史书所称的“三杨辅政”。

王振在宣宗朱瞻基驾崩，太子一夜之间承继大统为帝，心中暗喜。小皇帝在宫中长大，与一班宦官相处得十分熟悉，尤其是与王振最亲近。王振对小皇帝表现出恭顺谦卑的态度，事事细心，不敢有半点马虎。英宗朱祁镇即位八个月后，便任命他的“先生”王振执掌司礼监，代替不识字的刘宁。

司礼监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地位最高，掌管皇宫中的一切礼仪、刑事、当差杂役等事务。司礼监统领着所有宦官，执掌司礼监就成为具有权力野心的宦官们争夺的首要职位。刘宁在宣宗时为司礼监，只因他不识字，宣宗才让王振代笔。司礼监的大权在宣宗朱瞻基后期就被王振所掌握。

王振执掌司礼监后，心里按捺已久的权力欲望。他利用朝廷在京城朝阳门外阅兵比武之机，假冒比武成绩，矫旨将指挥佥事纪广攉升为都督佥事。纪广原是居庸关武将，见王振在宫中地位显要，便附会投靠。朝中官员知道其中底细的，对此议论纷纷。此事不久也被太皇太后知道了。太皇太后在正统二年（1437）正月的一天，传召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尚书胡荧等元老重臣到皇宫便殿，对小皇帝英宗朱祁镇说：“这五位元老重臣，都是先朝选拔出来的，今后有什么事，你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同意的事，你才可以去做，他们不赞成的事，你切不可随便去做。”

英宗朱祁镇不理解祖母的一片苦心，心中虽然不明白，口里只是承诺遵命。太皇太后望着五位须发苍然的老臣，心情显得沉重而忧虑。她又命传召玉振。

太皇太后对进殿后拜跪在面前的王振，来历斥责说：“王振，你在宫中伺奉皇上，多行不法之事，不守本分，罪在不赦，今日我赐你死！”站在殿旁的女官一拥而上，将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伏在地上顿时说不出话来。英宗朱祁镇见祖母发怒，吓得赶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位元老一看小皇帝跪下来，也都下跪，乞请太皇太后开恩。

太皇太后怒气稍有消解，指着孙儿英宗朱祁镇说：“皇帝尚还年少，哪里知道这小人会祸国殃民，危害社稷。看在众位老臣面上，我今日暂且饶你不死，但以后决不许再干预国政大事。”从此之后，太皇太后每隔一段时日就派人到内阁查问，看王振是否安分行事，发现王振不付阁议自作主张的事，立即传召责斥。

王振经过几番教训后，对太皇太后既恨又怕。心中明白小皇帝虽然年幼无知，但太皇太后和元老大臣执掌朝政，他还不能太明目张胆地放手弄权。他便采取以屈求伸的策略。每次到内阁传旨时，他总是恭敬地站在大堂门外，非请不入。一次，朱祁镇与小太监玩球，王振瞧见后，他便到内阁当着皇帝面跪奏进谏，羞得朱祁镇无地自容。“三杨”听了感叹道：“太监中居然有这等人物！”王振处处注意察言观色，以讨好太皇太后和元老辅臣。正统四年（1439）10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因故杖死驿丞。死者是杨溥的乡亲，他要为驿丞报仇，判廖谟死罪。而廖谟又是杨士奇的故里，他庇护廖谟，说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执不下，请太皇太后裁决。王振深知此事对太皇太后也是件棘手的事，便找了个机会向太皇太后献计道：“廖谟和死者两个人，与阁老都有故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似乎太重；但如果说是因公杀人，也未免太轻不足以服众。依奴才的看法，如果将廖谟降级调离，这样双方都可以说得过去。”太皇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就采纳了，将廖谟降为同知。这种处理本是个圆滑之策，对二杨阁老两不得罪，双方也都能接受。

王振表面上虽然以恭敬顺从态度对付太皇太后和辅政阁老，不敢随便造次生非，但由于司礼监太监替皇帝管理各种奏章和文件，并传达谕旨，是大权在握的显要职位，朝中百官都不敢轻易得罪王振，而那些投机钻营的人，则争相巴结投靠王振。

太皇太后信任的是“三杨”阁老。正统五年（1440）的一天，王振对杨士奇和杨荣说：“二位元老为朝廷效力已久，如今年事已高，也该休息了。”杨士奇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顺着王振的话意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选择后生可任者报效圣恩。”王振听了之后高兴地走了。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杨荣说：“他讨厌我们，一旦从内廷传出片纸，令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不如趁此机会，推荐一些贤良进阁，同心协力，还可有所作为。”杨士奇同意杨荣的想法，随后推荐曹鼐、陈循等人入阁。王振公然提出要杨士奇他们“退休”，是干涉阁臣的进退的开始。

王振在不久，抓住杨荣接受宗室靖江王朱祜敬贿赂的把柄，极力排挤，虽然杨士奇努力解救，杨荣终因年迈，受不住刺激，竟忧愤而卒。杨溥已是年高多病之身，对国事也无能为力了。这就使得杨士奇顿感孤掌难鸣。随后，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法论死，受到王振要挟，他忧心如焚，卧床不起。而新就任的阁臣马愉、陈循、曹鼐等人资历较浅，左有不了朝中局势。英宗朱祁镇虽然15岁，但无主见，诸事依赖王振处理。

正统六年（1441）9月，在明成祖时因大火而烧毁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修完工，英宗朱祁镇在宫中大宴群臣，以示庆祝。这种外廷的宴会，宦官无论职位高低，按惯例是无资格参加的。宴会上臣子敬酒，气氛热闹。英宗朱祁镇却想念他的“先生”王振，派人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大发牢骚说：“辅成王，我为什么就不能到宴会上坐坐？”英宗朱祁镇听了回报，传令打开东华门，让王振参加宴会。王振刚来到门外，参加宴会的百官一齐向他罗拜。

王佑见王振权势上升，极尽谄媚以求赏识，王振便矫旨让做了工部侍郎。有一天，王振问王佑：“你怎么没有胡子？”王佑竟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

临朝理政的太皇太后张氏正统七年（1442）病故，王振心想弄权的最大障碍去掉了。第二年，杨士奇也去世了。王振大胆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宫门口那块三尺高，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拆掉了。

英宗朱祁镇以严刑对待臣下，以防大臣欺君。王振独揽大权，凡是不愿巴结屈从他的官吏，王振就指使他的同党诬构罪状，横施迫害打击。正统八年（1443）5月，英宗让大臣上书陈言时政。翰林侍讲刘球上疏劝谏英宗“勤圣学以正心德，亲政务以总乾纲，别贤否以清政事，选礼臣以隆祀典，严考核以笃吏治，慎刑罚以清宪典，罢营作以苏民劳，定守法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典，修武备以防外患。”钦天监正彭德清是刘球的同乡，却又是王振的心腹。他忌恨刘球不与他往来，便摘出刘球上疏中语刺王振揽权的话，向王振挑拨是非。刘球早在几年前，因反对兴师麓川已开罪于王振。那时王振耿耿于怀，经过彭德清火上浇油，羞恼发怒，下令将刘球逮捕入狱，之后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在狱中残酷地肢解将刘球杀害。

王振碰见御史李俨没有给他下跪行礼，王振便让手下爪牙把李俨抓起来关进监牢，贬官到辽东铁岭去服兵役。驸马都尉石球在家中责斥太监员宝，王振知道后以石伤其同类，无中生有地将石逮捕入狱。

王振与大理寺少卿薛是同乡，薛恨王振之奸邪，不与他交往，见到王振也不俯首揖拜。王振因此忌恨薛。没过多久，有个武官病死，其妾岳氏相貌漂亮，王振的侄子王山想将岳氏占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诬告武官之妻投毒杀夫，将其交都察院审讯。都御史王文按王振之意，逼武官之妻招供。薛审理此案时，发现与事实不符，主持公道，驳回原判。王振让党羽指控薛受贿，将他问成死罪，投入大牢。薛临刑前，几个儿子争着要代父受死，侍郎王伟也为薛申辩鸣冤。王振将他罢官削职，赶回乡里。

李时勉曾上疏请改建国子监，因为没有给王振献媚送礼，王振便想方设法找李时勉借口予以报复。国子监门前有棵古树，枝叶繁盛，妨碍诸生班列，李时勉让人整削去一些树枝。王振以此诬陷李时勉砍伐文庙古柏运回家中，让党羽把李时勉和国子监其他几名官员抓进狱中。又特制百斤重的枷具，让李时勉等人带枷具，冒着酷热天气在国子监门前示众。身负重枷的李时勉受辱三日。3000名国子监诸生，群集朝门喊冤，孙太后闻报，急忙传令开枷放人。李时勉获释回家，昏迷数日方醒，才保住了自己性命。

侍郎吴玺、陈、户部尚书刘中敷在过节时，没给王振送上礼，平时相见也不主动跪拜，被王振视为不恭，就罚他们在长安门前枷号示众半个多月。陕西武功人中尉指挥使华嵩与王振侄儿王山为一妓女争风吃醋，被王振派打手将华嵩头发剃掉，头上涂漆在教坊门前枷号示众。

王振想使所有臣民听任摆布，奴假皇威，滥施淫凶。有人将王振的丑恶凶残行径写成匿名帖子，散发在京城街头。王振闻报后责令手下党羽和厂卫特务一齐侦访，结果查出是太监张环和顾忠所为。王振命党羽将张环顾忠磔刑处死，行刑时让所有宦官到刑场观看，以杀鸡儆猴。正统十年（1445），京师又贴出痛斥王振罪款的传单，锦衣卫特务又倾巢而出侦访，查明是锦衣卫卒王永所写。王振又令党羽把王永杀害。

王振在残酷打击迫害异己的同时，要交结朋党，培植亲信，控制朝廷的要害机关。侍郎徐唏死心塌地附会投靠，王振提升其为兵部尚书，控制军政。他的两个侄儿王山、王林担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控制特务机构。心腹骨干马顺、陈官、郭敬、唐通等人，成为王振爪牙，横行霸道。

王振势倾朝野，专横跋扈，擅断政事，懦弱昏庸的英宗皇帝朱祁镇不但不对其制止，反而以其为忠诚。一直称王振为“先生”而不呼名。朝中公卿勋臣，尊称王振为“翁父”。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朱祁镇厚赏王振，赐给王振白金、宝楮等物，特赐敕文一道，褒奖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对日夜伺奉在皇帝身边，克尽职守，对国家贡献大的王振进行了厚赏表彰。

王振曾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官运，久考无功，只好净身进入皇宫，二十多年，使得他心中的贪欲没有实现而变得更加强烈。朱祁镇登基称帝之后，王振才时来运转。他所求的，是权势地位，是金银财富，田园府宅。自从太皇太后张氏病故之后，王振便放手捞取钱财。王振在皇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府第。王振又在住宅旁建造智化寺，刻石竖碑，为他自己祈福。京城内外有好几处，宏丽宽敞，不亚于宫中的府宅。

王振为聚敛财物，公开收取贿赂，卖官鬻爵。王振的，昼夜不闭。阿谄逢迎者，争着向王振送礼行贿，以求升迁。畏惧王振威势的官僚，为免受其害，也违心地登门送礼，以求消灾。清正廉洁的官员，王振便寻找借口或诬陷罪名，予以整治罢免。

凡进京朝见皇帝的各地官员，必先拜见王振，纳财送礼。稍有怠慢，必遭祸殃。送礼者以百金为常，收取财贿，不问送贿者官位高低，行贿越多，王振越说其人政绩显著。徐唏因巴结行贿而升任兵部尚书、王祜升迁为工部侍郎。

徐颐是江阴人，魏某是常熟人，都是家富于财，也想当个官。徐颐以重金贿求于王振，便很快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走别的门路，化钱银宝买来主事的职位。“金中书”、“银主事”，便是京城中人对徐颐、魏某的评价。

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的周忱，居官清正廉明。宣德年间，周忱为避王振的气焰，在其新建私第完工后，不得不委曲求全，给王振送上松江府织造的地毯。周忱没有得罪王振，得以在江南继续任职。

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3月，入京朝见。官佐及友人劝于谦带上礼物，或者地方特产，以免招来不测之祸。于谦是永乐年间的进士，后经阁臣杨士奇举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每到一地，轻骑简从，延访民间疾苦，兴利除害，深受百姓爱戴。“三杨”辅政时。对于谦非常器重信任，他所奏报之事，很快就予批准。因为于谦生性刚直不阿，不愿奴颜屈膝王振。面对友人和下属的关切，于谦心中非常感激，他提笔赋诗道：“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将诗贴在中堂正厅，以明心迹。所以他进京，没有给王振送上财礼。王振早就忌恨于谦不阿从自己，便指派党徒李锡给于谦加上对皇上不满的罪名，将于谦关入大牢，问成死罪。消息传出之后，朝野一片哗然。河南和山西的官民闻讯，上万人赴京城请愿，请求无罪开释于谦。王振一看事情弄大了，怕惹出政局波动的麻烦，只好释放于谦，罢免了他的巡抚之职。由于两省的官员气愤难平，再次赴京伏阙请愿，于谦这才得以官复原职。王振以己私心。处分大臣，扰乱朝纲，足见其威权之盛，可见英宗朱祁镇朝政治黑暗腐败。

郭敬，是王振的爪牙，是大同镇守太监，每年按王振旨意，制造铜铁箭头送给塞外的蒙古瓦刺部，瓦刺则以良马回赠。王振自己直接收受臣民财礼贿赂之外，又驱使他的亲信党羽到处搜刮民财。

由于王振迷信佛教，于正统十三年（1448），动用民役上万人，耗费资财数十万。重修的庆寿寺雄伟宏观，老百姓怨声载道，“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以歌谣痛骂如此修寺之事。

王振早在正统五年（1440），乱发度牒，佞佛敛财。“度牒”是古代官府发给僧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凡俗人出家为僧，需由官府审查，合格后方才发给度牒。有度牒的借人可以免除赋税劳役。王振在半年时间里，卖出度牒2万余份，弄得京城街头随处可见和尚、道士。由于这些游荡社会的寄生阶层，不务产业劳作，又不纳税服役，这不仅减少了朝内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大量地空耗人力财物。宗教活动难以开展。

南征的明军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攻下大理，平定云南全境。次年，南征大军班师，太祖留其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沐英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后代从此世守云南，与明王朝相始终。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整顿地方官制，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由都指挥使司和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州、土州、土县等，统管军民之政，划设了十三个布政使司。

位于云南的西南端，与缅甸接壤麓川，其辖境相当于今云南省瑞丽县及畹町镇等地。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在此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土蛮首领思伦发担任其职。宣慰使既是武职又是边疆土官最高职衔。为了安定麓川地区，明政府赏赐思伦发朝服冠带、织金交椅等物以示荣宠。由于鞭长莫及，思伦发时服时叛，反复无常。思伦发死后，其长子恩行发袭承父职。思行发死后，思伦发的次子思任发继任。思任发比其父兄更为狡猾，经常不给明朝廷纳贡，还不断侵犯附近其他边寨，抢掠财物人口。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公然反叛明朝。到正统五年（1440）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都指挥方瑛等才将思任发的叛乱平息。迫使思任发致书英宗皇帝，表示愿意谢罪进贡，效忠于明朝。

正统初年的阁臣杨士奇等人在如何处理麓川土司反叛这一民族事务上，不主张武力征讨。英国公张辅则认为思任发父子六十余年来，叛服无常，多次扰动军队征讨，应当予以严惩。就在这时，王振已经开始专权用事，为所欲为地处理一些军政大事。思任发上书表示甘愿臣服，这本是处理善后的问题，但毫无主见的英宗却让大臣们讨论此事。兵部侍郎何文渊上疏认为麓川地处边远且狭小地区，不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应以政治影响使该地区归顺臣服。首辅阁臣杨士奇、侍讲学士刘球赞同何文渊的意见。指出北方“瓦刺终为边患”，应将边防重点放在西北地区，深刻地分析了边疆防务形势。

专擅威福的王振，却企图“示威荒服”，主张用兵。兵部尚书王骥等人不敢得罪王振，附合其一意孤行，说道：“麓川土司背负皇恩，怙恶不改，应当选将练兵，以昭天讨。”王振听后非常满意，于是大规模麓川之役开始了。

王振在正统六年（1441）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太监曹吉祥为监军，调发川、贵、湖广等地兵马15万众，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地直奔国境最西南的弹丸之地麓川。恩任发见明军来势凶猛，压境而进，便利用错综复杂的地形之便，带领部众在龙川江设障相拒。王骥督军进攻，被阻于暗道、树排之前。几天后，大风骤起，王骥下令纵火焚烧龙川江，思任发的蛮众溃败。接着，思任发又组织人马，绕道袭击明军后背，但明军早有准备，思任发几次冲击都未奏效，只好退守寨中。明军副总指挥方瑛率兵猛攻敌寨，思任发排出象阵，被明军以箭矢击退。适值西风再起，王骥命再用火攻，大军发起环形攻势。蛮众阵脚大乱，被杀伤无数，思任发带着两个儿子仓惶逃入缅甸。明军凯旋班师，朝内一片欢呼之声。王振十分高兴。蒋贵因功晋封定西侯，王骥封为靖远伯。

思任发父子见明军从麓川全部撤离之后，从缅甸又杀回麓川，重占这一地区。王振得到报告后，又复命蒋贵、王骥再次南征，务必平定西南一隅之地。调发大军50万，分路而进。明军与思任发的叛众激战一昼夜，思任发再次败逃缅甸境内。缅甸政府早已通过使臣得到明军方面的引渡要求，便派人把思任发及其随从30余人，押送交给云南地方官府。王振下令将思任发斩首，把人头装函送到京城。明军得胜奏捷，但动用数十万大军征讨边陲一隅，扰动天下，耗费甚为巨大，为征南大军转送粮饷物资，征用民夫无数，实在是得不偿失。“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全是由王振一人的意向所定。在征讨战争中，督军的王骥等人又乘机营私，让民夫为他们运送缯，与西南地区的土司们相交易，牟取厚利。为邀功请赏，甚至捕杀当地渔户充作叛逆蛮众，给百姓带来无数灾难。

麓川地区并没有真正平稳，王骥大军退走后，当地部落又拥立思任发少子思禄继续称乱。王骥深知麓川地形不利大军征讨，蛮部亦难完全剿灭，便与思禄签约，让其统领当地各部夷众，以金沙江为界，相誓永不犯境。

妄兴麓川之役，不仅没有达到示天威于边疆蛮夷的目的，反而使得南方各地的诸苗部落纷纷骚动，明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趋于紧张。王振胡作非为，凌驾于昏弱无主的英宗刘祁镇之上，弄得天怒人怨，正统后期，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武装反抗斗争形成高潮。

宋彰，福建左布政使，原任参政之职，是个专门巴结权阉的贪官。他用侵吞的民财，买通宦官，花费万两银子贿赂王振。王振见钱眼开，将宋彰提升为左布政使（左、右布政使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宋彰升迁官职之后，便将行贿买官所费银两，按户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福建民众不堪忍受宋彰的鱼肉，纷纷起来反抗，燃起暴动的烽火。

叶宗留，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正统十二年（1447）在浙、闽、赣交界地区开采银矿，受到官府追捕，忍无可忍之下，据险立寨，举旗造反，势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受叶宗留暴动的影响，福建也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是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出身佃农，为人豪侠多智，因在家乡杀死恶霸地主，为逃避官府追捕，来到福建宁化，后辗转至沙县生活。沙县的地主以高额地租剥削佃农，还强迫佃农将地租送上门来，称。送租；逢年过节，佃农还得给地主奉送鸡鸭鱼肉之类额外礼品，称“冬牲”。佃农苦不堪言，邓茂七号召佃农起来拒绝“送租”和“冬牲”，得到贫苦佃农的响应和拥护。地主们联名向县官告发邓茂七。县府派兵卒抓捕时，邓茂七率众反抗，杀死几名官兵。知县闻报，又派300名士兵前来镇压，又被邓茂七率兵“格杀殆尽”。邓茂七公开起兵，自号“铲平王”。正统十三年（1448）2月，义旗一举，四方响应，贫苦农民纷纷带金鼓器械前来投奔，很快聚集到几万人。邓茂七率领义军攻占20余县，与闽、浙山区的叶宗留起义军互为声援，震动了整个东南区域。

叶宗留起义发生后，明朝廷朱祁镇派御史柳华督理闽、浙、赣三省兵力，王振派他的门下太监曹吉祥监军，一同镇压起义军。但叶宗留起义还未平息，邓茂七起义又相继而起。明廷朱祁镇于正统十三年8月命都督刘聚、佥都御史张楷等率兵镇压。临行前，英宗朱祁镇和王振特意召见张楷，面授机宜，要他尽快讨灭反民。刘聚、张楷督军由江西进入福建，11月，叶宗留在与官军激战中，被流矢所伤，英勇牺牲。此时，邓茂七在福建分兵出击，一路向南连克德化、永春、安溪，进逼泉州；一路向西攻陷连城、上杭等县。义军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控制了福建。义军连连取胜，官军败报不断，英宗朱祁镇严厉斥责张楷，并以杀头相警告。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又增派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征夷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以太监曹吉祥、王瑾为监军，带领由京营、江西、浙江调集的劲兵，装备着神机铳炮，进入福建镇压邓茂七义军。在优势的官军面前，邓茂七坚持抗击，拒绝诱降。明军采取军事进剿和招降离间的两手策略。由于扼守建阳的义军首领黄琴叛变，明大军顺利进入福建。2月，邓茂七亲率义军攻击延平郡城，陷入明军的埋伏，在激战中中箭牺牲。

发生在正统年间的东南农民和矿工起义，其原因除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土地和赋税问题之外，还有宦官专制造成的“政由贿成”，官吏贪污与贿赂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宦官擅权纳贿，其富有程度骇入听闻。上行下效，贪污和贿赂使得整个官僚阶层腐败堕落，遭殃的最终是下层百姓。以王振为首的大小宦官，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所到之处，凌辱地方官员，刻意搜刮民财，一是乱政紊纲，使官场腐败黑暗；二是残民误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于是，官逼民反。从而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自从明王朝统一全国后，的残余势力退入大漠以北。洪武二十一年（1388），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在土剌河畔被部下杀死，北元陷入混乱，形成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股势力。明成祖朱元璋。先后几次出征漠北，打击鞑靼和瓦刺，巩固了北部边访。

到了仁宗、宣宗时。利用鞑靼和瓦剌部势力削弱的时机，与鞑靼各部修好关系，对边疆地区采取了防御为主的策略，节制用兵，边境尚算宁静。由明初的主动进取转为保守边防，是一个明显的策略变化。瓦刺部最初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统一大漠，瓦刺臣服于蒙古，其势力逐渐向南发展。明成祖至仁宗、宣宗时期，蒙古三部一方面受明朝的军事打击，一方面相互攻夺，力量几经消长盛衰。永乐末年之后，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宣德九年（1434），瓦刺首领脱欢吞并鞑靼，立元朝皇帝的后代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丞相，掌握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也先比其父野心更大，极力扩张势力范围，向东打败兀良哈部，威逼朝鲜；向南屡屡骚扰明王朝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边镇，成为明朝一大严重后患。

而明朝英宗朱祁镇中以王振为首的奸党，只知大逞私欲，置军国要务于儿戏。王振兴起麓川之役，浪费财力，北部边防受到严重削弱。自明初以来为加强边防而施行的军屯制度遭受破坏。分驻各边防要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侵夺军士的屯田为私田，役使兵士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照旧要纳粮税，以致日益严重逃亡现象发生。

王振当朝擅权，便与其阴相结纳贿通。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奉王振之命，每年用箭簇数十瓮与也先交换良马，大肆走私，却不积极备边防御。瓦刺虎视眈眈，而明朝边防空虚，朝中有识之士建议大力整顿边防，增修城堡，以备瓦刺入侵。王振内外勾通，朝内积极的主张根本得不到施行，形成混乱状态。

王振，对瓦刺每年前来朝贡的使臣，给予优厚的赏赐。按照惯例，瓦刺每年的贡使人数不超过50名，而瓦刺为了贪领赏物，连年增加贡使人数，多达2000人，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以寻衅相要挟。明朝连年赐给递增丽刺赏物。

瓦刺在正统十四年（1449）春天，派出2000贡使到明朝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谎报人数为3000。王振一反常态，下令礼部按实有人数给其赏物，并将应付瓦刺贡马的价钱压低四成。瓦刺使团的图财目的落空，扫兴而归。也先在闻报之后勃然发怒，借口明朝使臣到瓦刺时曾许诺以公主嫁给其予，这次所贡马匹即是定亲礼物，而明朝失信赖婚，又侮辱其使臣，于是纠集各部兵马，于7月大举南侵。瓦刺的2万铁骑，分四路进犯，也先亲率其主力进攻大同。大同外围的明军城堡，相继陷没。告急求援的文书接连传入京城，英宗皇帝不知如何对付，急忙召来他的“王先生”，对行军用兵的王振，却异想天开地想以英宗御驾亲征的办法，吓唬也先退兵。他对英宗朱祁镇说：“我朝太祖是以马上得天下，永乐帝也是久经战阵，武功远扬。陛下正当盛年，若能效法先祖，御驾亲征，也先小儿定会闻风溃逃。”头脑昏然的英宗，被王振怂恿蛊惑，便轻率地决定于7月15日御驾亲征。

王振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的家乡蔚州靠近大同，若是遭受瓦刺铁骑践踏，那大片的庄园岂不是要受祸殃。如果皇上亲征成功，他自己也功名扬天下。

英宗朱祁镇意欲亲征的诏书一下，满朝大臣无不震惊，纷纷上言劝阻。兵部尚书邝第一个出来进谏，结果被王振劈头责斥。接着，兵部右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相继陈述利害，但都说不转一意孤行的英宗。为了阻止群臣上言，英宗朱祁镇下令再敢劝谏者“杀无赦”，并让王振派兵守住宫门，不许大臣入内上言。

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于7月15日亲统急促调发的50万大军出征上路。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阁臣曹鼐、张益等百余名朝臣奉诏随驾出征。以太监金英、代理兵部尚书于谦等人辅佐王，由御弟廊王居守京师。

大军在19日，过居庸关，23日，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由于仓促出兵，人心惶然，再加连日风雨，军需不备，将士饥寒交加，人心浮动。兵部尚书邝在行军中也被挤下马来跌伤。随驾大臣又劝阻英宗朱祁镇回京，王振大发脾气，罚大臣们在草地上跪了一天，才算罢休。这时，阳和（今山西高阳县）失守的急报传来。王振仍然不晓利害深浅，一是辱骂威逼劝驾的大臣，一是鼓动英宗继续向前进军。他的私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征兆不祥大胆进谏，王振还是置若罔闻，以处死相威胁。兵士因为缺乏粮食，竟有许多人活活饿死在继续进军的路上。

瓦刺也先得知英宗亲征的消息后，与其部下商量，改变部署，采用诱引明军深入的策略，下令其军队后撤。8月1日，明军进至大同。未见瓦刺一兵一卒，王振以为敌军是望风逃走，便不与其他大臣商议，擅自派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带前军先行追击。邝、张辅、王佐等人预感情形不妙，又来劝谏英宗朱祁镇回銮。王振气恼逞凶，又罚王佐长跪在草地上。

在阳和与瓦刺交战中侥幸逃生的太监郭敬于8月2日来见王振，把明军惨败的实情报告给他。同时又有飞骑报告两位朱将军中途遇伏阵亡，全军覆灭。贪生怕死的王振这才大惊失色，急忙传令大军从大同撤退。于是，数十万明军争先恐后，致使道路拥塞，自相践踏。瓦刺也先见明军不战而退，立刻传命部下紧追不放。

从京城到大同有南北两条路线。明军来时走的是北路。大同副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大军应从南路过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回京都，可保无虞。走南路要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王振借机邀请皇帝驾临他的家乡，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大军向蔚州方面进发，三天之后离开山区，进入平原。8月份正是秋谷成熟时节，几十万明军漫野而过，凌乱不堪，将田里的庄稼都踏坏了。王振一看这种情形，又心疼起自己家田地的庄稼，便传命大军改道走北路，朝宣府方向行进。这样迂回绕道，耽搁了几天时间。

瓦刺骑兵在也先率领下，跟踪着明军，日夜兼程。当明军于10日退至狼山时，被瓦刺的前锋追上。为了掩护英宗朱祁镇，殿后的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两兄弟率兵拒敌。前来增援的成国公朱勇在鹞儿岭中了瓦刺军的埋伏。激战之后，这两支明军全军覆没，大将全部阵亡，损失3万余人。明军以此惨重代价，为英宗及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迟滞了瓦刺前进的步伐。

明军在13日，退到土木堡，距怀来城仅20余里远。此时的明军斗志已失，应当入城拒守，形势还可挽救。王振一看自己的上千辆辎重车还落在后面，没有赶上来。这些都是郭敬为主子搜刮来的钱财。贪得无厌、爱财如命的王振为保自己的私利，竟置英宗皇帝和几十万将士的安危于脑后，传命在土木堡宿营。兵部尚书邝茔见形势危急，奏请英宗朱祁镇“疾驱入城”，王振压下不报。邝茔又冒死闯进行殿，向英宗朱祁镇面奏乞请。王振破口大骂邝：“你这腐儒安知兵事？再敢妄言，就砍了你的头！”邝茔拿出拼命的劲头反驳道：“我为社稷生灵考虑，岂怕你用死来吓唬！”王振喝令卫士硬将邝架了出去。气得邝在外面和几个大臣痛哭流涕。

英宗朱祁镇于14日想起身再进，已经晚了。在也先指挥下瓦刺大军已从四面包围了土木堡，扼住了交通孔道。土木堡位于高处，旁无井泉，几十万明军聚屯于此，饥渴难忍，再加上天气热，怨声连天。王振无奈，下令士兵就地掘井。可掘地数丈，滴水不见。两天里人马无水可饮，将士渴得咽喉冒火，叫骂之声不绝于耳。王振心怀鬼胎，害怕英宗朱祁镇知道实情，便严禁大臣接近，他与心腹党羽，日夜守在英宗身边。此时还被蒙在鼓里的英宗，望见士兵掘井，大感迷惑，询问王振，王振便扯谎胡说：“是在挖陷井。”

瓦刺大军包围土木堡之后，也先下令从麻谷口发起进攻。明将郭懋指挥部下拼死相拒，伤亡很大，但挡住了瓦刺骑兵。也先感到以自己的2万人马对付几十万明军，只靠猛冲是无法奏效的。也先在15日凌晨，派人来与明军讲和，并假意让军队退却以麻痹明军。王振在走投无路之际，一见瓦剌使者，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到也先营中商议讲和条件。也先采取了一对明使者称言退兵，一暗令自己的兵马准备突击明军部署来歼灭明军。

然而王振对也先的讲和退兵相信无疑，立即下令明军移营取水。张辅劝王振不可轻信妄动，但饥渴难耐的兵士已经蜂拥奔向土木堡南面十多里远的河流，全军阵脚大乱。奔向河流的明军散乱不堪。就在此时，瓦刺骑兵突然齐出，如同虎入羊群。明军惊慌失措，争相奔命，人马践踏，死尸满野。

英宗朱祁镇在亲兵护卫下，左突右冲，无奈大势已去。英宗六神无主，索性下马盘膝而坐，听天由命。护卫将军樊忠眼见几十万大军溃散逃命，惨不忍睹，遂将满腔怒火泄向罪魁王振。樊忠揪住王振，厉声怒骂道：“我为天下诛你这贼子！”手起锤落，把王振打得脑袋开花，一命呜呼。樊忠返身冲入敌阵，奋力拼杀，壮烈殉国。瓦刺将军伯颜帖木儿发现英宗朱祁镇，带着一队骑兵冲上来，杀死英宗身边的卫士，活捉了这个昏懦无能的大明皇帝朱祁镇。

明军几十万人马在土木堡一战，全部被歼，随驾的大臣张辅、邝、王佐、曹鼐、张益等百余人全部死于战场。瓦刺大军押着缴获的几十万匹骡马和无数的兵甲器械等军需辎重，以及英宗朱祁镇，退兵北去。明王朝开国以来积蓄起来的军事力量，于此一战受到严重的损失。

大明朝菪宗朱祁镇皇帝被俘之后，让一同被俘的锦衣校尉袁彬起草了一道诏书，向京城的弟弟廊王要金帛财物，换取自己的活命。经再三恳求才得也先允许。土木堡惨败和英宗朱祁镇皇帝被俘的消息，8月17日这才传到京城。

凶耗传来，京城一片慌恐，百官聚于皇宫抱头痛哭。皇太后命王监国，总理朝政。王摄政，大臣们恸哭请求尽诛王振家族及其死党。王振的走狗马顺竟还仗势叱喝群臣，给事中王冲上去抓住马顺咬下一块肉来，痛骂道：“你助王振作恶，如今还敢这般猖狂！”群臣一拥而上，立时将马顺活活打死。群臣犹不解恨，又把王振死党毛贵、王长、金英抓来，一齐打死，然后拖到东安门陈尸示众。于谦又面奏王道：“殿下，此次祸变，王振是罪魁，不杀其党羽及家族，不足以平息民愤众怒，群臣的义愤之为，完全是一心为了国家社稷。”廊王下令将王振的侄子王山押赴刑场，凌迟处死。王振被抄家时，竟发现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数十株，其余珍货宝物不可胜计。在京城和各地，王振还广占田地庄园，畜养马匹数万。全部收回，全家被诛灭。

士木惨败，英宗朱祁镇皇帝被俘，军心摇动，兵无斗志。廊王召集大臣商量战守之策。翰林侍讲徐理提出南迁避难，遭到尚书胡荧等人的驳斥。于谦更是厉声斥责：“敢言南迁者应当立即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大家难道不知道南渡的结局吗？请速发诏书召各地勤王之兵，誓死守卫京城。”王以太后之命，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督京城各营兵马，负责保卫京城的军事部署。于谦奉命调集河南、山东、南京以及京城诸府的兵马入卫，亲自部署京城九门守备和城外防务事宜，严阵以待，使京城人心得以安定。

廊王朱祁钰在朝臣请求下，在是年9月即皇帝位（史称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景帝倚重于谦，于谦忠君报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10月初瓦刺兵临城下，于谦披甲出德胜门亲自督军抗击。也先拥挟英宗到城下，本想逼明朝议和，多捞金银财物。但于谦率领京城军民，奋勇抗击，五日内重创瓦刺军，也先之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中炮身死。也先恐明朝各路勤王之军断其后路，只得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随后，也先遣使求和，愿意送还英宗。景泰元年（1450）8月，英宗获释回到京城。景帝将其安置于南宫，命靖远伯王骥守护，实际上是软禁。丧师辱国的英宗朱祁镇，不知何为痛苦后悔，回到京城对失去皇位不甘心，暗中等待时机以求复辟他的皇位。

景帝朱祁钰，是个营私保位的人，京城解除戒严后，他大封有功将士和大臣，以固自己的皇位，搞得名爵大滥。同时，他又重用王振的党羽曹吉祥等人。对保卫京城的首位功臣于谦虽加以封赏，但并不完全信任。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危。太监曹吉祥和石亨、徐有贞等人，于16日深夜撞开软禁英宗朱祁镇的南宫门墙，将英宗拥至奉天殿升座。徐有贞对百官大呼：“上皇复辟了！”百官不明底细，只好对英宗朱祁镇列班朝贺。宫廷政变成功，英宗朱祁镇复位。

英宗朱祁镇皇帝复辟后，废景帝仍为廊王，改元天顺。病中的廊王几天后便死了。策划英宗朱祁镇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当初主张迁都南京而遭到于谦等人斥责的徐理。他和石亨、曹吉祥一伙忌恨于谦功著位高又忠直无私，便捏造罪名诬告于谦等人谋逆。昏庸不改的英宗朱祁镇听信谗言，竟下令将于谦处死。于谦被害，家人被发配边地充军。他的家被抄时，无有余资，只有满房的书籍。于谦被徐有贞一伙奸贼以“意欲”的罪名杀害。于谦被害，路人扼腕嗟叹，天下无不称冤，可见英宗皇帝昏庸到何等地步！

大明英宗朱祁镇对帮助他复辟的“功臣”——封赏。徐有贞入阁，晋升兵部尚书。曹吉祥提升为司礼监太监，总督京城三大营，步了主子王振的后尘。石亨封为忠国公。其余因夺门之功而受封升迁的多达数千人之上。

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竟怀念起他的“王先生”。有人议论王振与瓦刺勾通一事，英宗知道后竞勃然动怒，将议论的官员贬逐。王振死时脑袋开花，葬身荒野。英宗朱祁镇下令恢复王振生前官职，又采纳太监的建议，让工匠用檀香木刻了王振像，招魂安葬。还在智化寺中供上了王振的牌位，享受香火祭祀。对王振家族被诛灭一事，英宗叹惋不已，就专门为王振修了精忠祠，让学士钱溥为王振撰写墓志铭，颂扬其所谓的“忠烈”事迹。有位官员罗绮，被人告发传言皇上仍宠用太监，为王振刻木像表示怀念。英宗下令将罗绮处死，抄没其家，妇女入浣衣局服苦役，男子戍边充军。

英宗朱祁镇宠奸斥良，是非不辨，以致兵败被俘，仍不知国耻身辱为何物，实在是昏庸至极！由此可见得王振这个奸佞狡黠之徒，打英宗幼时起，煞费了多少“苦心”！天顺五年（1461）7月间，英宗宠信的太监曹吉祥阴谋反叛。被其走卒告发。怀宁伯孙镗带军士尽诛曹吉祥亲属党羽，英宗下令将曹吉祥凌迟处死。王振与曹吉祥，相继受宠，都给英宗带来了祸乱。天顺八年（1464）正月，享年只有38岁，英宗朱祁镇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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